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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何谓“抱怨文化”?--与张颐武先生商榷

刘继明

看到北大张颐武教授的一篇文章《守护“中国梦”的光芒》,颇有感触,忍不住想就文中的观点谈一点浅见。

按照张教授的洞见,“80后”和“90后”青年中间流行一种“抱怨文化”。他认为,现在一些年轻人“只要求社会为自己创造更好的条件和更好的生活,却忽视和忘记了个体的奋斗的重要性,忽视和忘记了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在网络上的不停的抱怨、相互传递消极的情绪,用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的种种问题来作为个人无能为力、消极等待和抱怨的‘正当性’”。他不无忧虑地指出,“一种以对社会问题的否定达到对于社会的否定,以对幸福感的要求合理化和正当化个人对于社会的不负责任的消极心态的状况,确实在一些年轻人中发展。这种‘抱怨文化’的特点是一是将对于幸福感的要求和个人的奋斗对立起来,二是将社会的责任和个人的责任对立起来,用强调前者来消解后者。”

张教授言之凿凿,似乎充满了对青年对社会的责任感,但我还是觉得他的论说过于武断,缺少足够的信服力。首先,我就不大赞同他将青年们对社会问题的批评简单地冠以“抱怨”甚至“文化”的命名。所谓“抱怨”,总难免让人想起旧小说中的“怨妇”,是一种自怨自艾、无所作为的弱者形象。这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显然值得讨论。无容讳言,在高度商业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不少人的确耽于物质上的满足和享受,心理素质脆弱,对生活的承受力也比较差,但以我的观察,他们身上也具有前代人不具有的一些优点,比如善于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我行我素,敢于发表特别是通过网络袒露自己的真实心迹,以及对社会问题的见解,有时甚至会采用一种激烈的方式。给我印象至深的是,2008年奥运会期间,西方某些国家借所谓“拉萨骚乱”频频挑起歪曲和抹黑中国的浪潮之际,正是一批以“80后”为主体的中国青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一些城市还发生了抵制家乐福的行动。这批参加抵制行动的“80后”因此被称为“四月青年”。一向自居“思想前沿”的精英们这一次远远落在了青年们后面,或者说站在了与青年乃至民族利益相异的立场上。我记得,当时某些人就曾声色俱厉地指责青年们是狭隘民族主义和“义和团”。当然,他们的指责很快在一片义正词严的反驳声中隐匿了。新一代中国青年通过自己的热血之举,有力地证明了他们是能够担负起社会责任的,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之所在。

当然,我并不是将张教授此次提出所谓“抱加拿大28开奖结果查询怨文化”同那些指责“四月青年”的精英们相提并论。我想表明的是,“抱怨”其实也可以是行使社会批评的一种方式。根据我的观察,即便是“抱怨”,“80后”“90后”中的大多数人也并非如张教授指责的那样,放弃或忽略了“个体的奋斗的重要性”,更不是“将社会的责任和个人的责任对立起来,用强调前者来消解后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恰恰是从自身生存现状出发,看到了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和缺失。抑或即便存在某种“消极”心态,责任也不在青年,而是社会没有为他们的个人发展和奋斗提供合理的制度保障和基础。一个真正健全民主的社会,对一切哪怕是过激和刺耳的批评,都应该具备足够的容忍和包容力,而不是动辄对之进行轻率乃至不负责任的猜度和斥责。这也是一切文明社会应有的胸襟和风度。张教授曾经将韩寒当做“中国崛起”的象征以及个人奋斗的典型大加褒扬,姑且不谈这种言论是否适当,但据我所知,韩寒在取得世人瞩目的个人成就的同时,也经常在其博客上发表各种不乏尖锐激进的社会批判言论,张教授显然不会把韩寒的“批判”当做“抱怨文化”的例证,这是因为韩寒是当之无愧的强者,找不到任何“发泄私愤”的嫌疑。按照张教授的逻辑,“抱怨”是弱者的专利,根本没有行使社会批判的资格;如果照此推演,富士康青年员工的“十三跳”以及那些属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和被拆迁户以自戕或自杀发出“被侮辱和损害”的抗议,同样不能算正当的社会批判,而只能是他所质疑的“抱怨文化”。在我看来,这跟某些人在“富士康十三跳”发生之后,以统计学为依据说中国工人的自杀率“并不高”所表现出的那种高蹈和冷漠,简直如出一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强者文化的表现。它伤害的不只是包括青年在内的整个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的感情和尊严,还是对公平正义理念的一种违背。

一向以构建“新新中国论”为己任的张教授摆出这样高蹈的姿态,显然不是偶然的。他在《守护“中国梦”的光芒》一文中开篇就以美国父母教育子女的经验为例,谆谆告诫中国的父母和青年,千万不要忘记“个人的奋斗和努力”。在张教授眼里,加拿大28开奖结果查询美国不仅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效仿的成功典范,美国式的个人奋斗也应该是全世界所有青年学习的榜样,所谓“中国梦”也只是“美国梦”的翻版。在他看来,中国自1840年以降的近、现代史以及1949年开始的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是不存在的,中国的历史只能从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这也是张教授提出“新新中国”和“中国梦”一系列宏论的逻辑起点。换句话说,美式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的“终结”,除此都应该排斥到主流文明秩序之外而加以彻底的否定。大概正是基于这种认知,他才理直气壮地将包括“80后”“90后”在内的一切批评声音,当作消极的“抱怨文化”加以贬斥,从而否定了人们追求和建设一个更加合理社会和想象未来的可能性。

我丝毫无意于否认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青年和其他人群中也许存在的某种“消极”心理情绪进行把脉以及合理疏导的必要性,但张颐武先生面对错综复杂、充满歧义的中国历史和现实时,采取的这种闭目塞听和画地为牢的认知方式,让我实在难以苟同。一个人也好,一个社会也好,如果一味地沉浸在“历史终结”的幻觉中,对任何批评乃至怀疑的声音采取近乎本能的拒绝,甚至不惜以冠冕堂皇的名义进行误读和贬损,不仅可能造成新的思想专制,还将对人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极为有害的钳制。

而这,正是需要引起人们特别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