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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红楼,正面是小说,背面是野史,反看才解作者味
★情解红楼系列之一

双面绣红楼 缘情看背面

近日重读《红楼梦》,翻书便有所感悟。与十几年前相比,这本书在自己眼里竟有了别样情怀,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比以前更鲜活起来,而他们在书里讲述的竟然是与前不同的另一番故事。这种奇妙的读书体验,让人感觉就像是在欣赏一幅最精美的双面绣,正面是“喜鹊登梅”,反面则可能是“虎兕相争”;书的正面、反面皆成文章、皆有故事,但两个故事的脉络纹理却又迥然相异。

《红楼梦》的这种“正反面”同时叙事的能力真是不禁令人折服:古今有多少明喻隐喻、意在言外的文字,但是并没有哪一本书能达到《红楼梦》这样的高度,它能够让读者通读一篇饱含风月缠绵、人情世故、社会风情的家族兴衰史,同时,再使读者经历一番血雨腥风、深藏不露、尔虞我诈的利禄功名战。最要紧的是,这本书的每一面都那么流畅自然。仍然是那些文字,一面是嬉笑游戏,一面则是血泪满面,这真是文学史上的奇迹!

再往前看看,这种堪称“奇迹”的写作手法也曾被人吟哦称赏过。在“戚蓼生本”的“红楼梦”书中,其序言便如此赞叹道:“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也,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盖声止一声,手只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噫!异矣。”

戚本之序言两次高呼“异矣”,以抒发对著者写作手法的崇拜仰慕。试想,连绛树那么神奇的歌者,其两歌也只能一发于喉,一发于鼻;连黄华这样可以双手作字的书法家,也只能一手作楷、一手作草。而《红楼梦》一声两歌、一手二牍,其比“神乎技也”的绛树、黄华又不知高出多少倍了,怎能不令人连呼“异矣”!

感叹之余,我不禁想,为什么200多年来没有另一位作家有此种能力,写出一部如《红楼梦》般耐人寻味并百看不厌的“双面绣”来。可能答案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以生命为代价获得的人生体验,用十载最美好的韶光华年,来倾心完成一件作品;用平绣、堆绣、立体绣、乱针绣等各种技法,呕心沥血地研究每一个针脚的落点,并把他们织在最恰当的地方时,这件作品又怎能不令人正也爱看,反也耐看?

尽管我愿与此序作者共赞此书“一声两歌”之奇,但我却不尽同意他对此书的解读之径,尽管这也是《红楼梦》著者的解读初衷。戚序作者言:“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看两蹊,幽处不逾一树。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书作者则言:“单与那些聪明杰俊、风雅王孙等看照。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

在我看来,这便是囿于历史环境的局限,书著者与序作者均未能正确评价《红楼梦》一书的价值:这本书不仅是俊杰王孙的仕途“银针”;更是中国数千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品。它其中人物有三教九流,风俗有婚丧嫁娶,饮食有茶饮馔羹,以致音律诗书、中医药学、宗教哲学、处事哲学、历史考据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仅以仕途菜根谭来看待它,真是局限了此书的价值。

是以,于《红楼梦》的文学和社会价值,鲁迅先生择其一点评价如下:“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不正像“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吗?这便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也是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在解读层面具有丰富的可延伸性。

不过也正因为这丰富性,导致了《红楼梦》文本在解读层面容易产生的纷争与多面性,是以当代红学则更多地以版本考据、文学解读、作者家史等为研究方向,反而将那肇始于初端的“看背面”湮没了。

尽管现当代文学评价方法对深层次探讨《红楼梦》的价值可谓另开生面,但是自20世纪以来,将作者写作原意加以摒弃不提的方法却也难令人苟同。红学界将这种“看背面”的做法被归为红楼梦研究的“索隐派”一类,在红学界被视为牵强附会、编造历史,和想入非非的笨猜谜。其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作者由于时事所限、过于隐晦的写作方式令人很难对其加拿大28开奖结果查询真正意图进行正面解读,而导致各种解读结果比比皆是且相互之间无甚关联,甚至相互矛盾。而还有一则原因,则是因为评点学派和考据学派都认为,《红楼梦》一书的写作意图和学术意义便在于纸面,无需再将此书反过来研究观看。

可是从戚本之序至今200余年,包括蔡元培先生等众多读者对“索隐”红楼前后相继,岂是众人都乃自作多情、穿凿附会?仅仅因为索隐所得出的结论与史书记载不一致,便将整个索隐研究等同于索隐者自撰演义,并予以否定,这样做便真的是科学地研究红楼梦吗?

贾宝玉曾经说过“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尽管此处引用的是这位活在两百年前书中人物的语言,但这话不啻为真理。也许通过反读“红楼”,我们得到的信息暂时无法得到验证,但是这并不一定就表明这种信息便是谬误。

我承认并且同意,应该科学地研究《红楼梦》,将其中所涉及文学、医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的文本资料进行科学解读,从而科学、有理地去挖掘它的艺术价值和魅力。可是,仅仅如此就够了吗?科学、有理便足够了吗?

人们说:“知人论世”,还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尤其是当一本书的作者告诉并希望我们深入背后,去看它另一面故事的时候,我们对此置若罔闻、不屑一顾是不是真的便“科学”了呢?我们如果去进一步探究,是否便真的会“过度解读”了呢?

所以,当读这样一本书时,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有情”呢?这种情便是对那位在200多年前可能叫做“曹雪芹”的伟大作家的感情:对他耗十载光阴研磨这样一部巨著的景仰之情;对他历经痛苦与磨难,却不能也不敢直抒胸臆的隐忍执著的怜惜之情;对他诗书满腹、明经晓史、博学善文的崇拜之情。而要“有情”,便要“索隐”,并尽量在考证基础上科学的索隐。

在这里,我便很敬佩刘心武先生,尽管对他的索隐考证我不太认同。但我认为不论观点如何,刘心武先生都是一位非常真诚和忠诚的《红楼梦》读者。可能因为与曹雪芹一样,刘先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所以他更能懂得作者之心,并很好地以其志逆其意:曹雪芹希望他的读者成为他的知音,去探溪下之石,去听加拿大pc28开奖网站弦外之音。

有人说,每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都留了一把钥匙,读者一旦发现这把钥匙,就能够穿枝拂叶、登堂入室了。而在《红楼梦》这本书里,我在书中第二回读到这样一句话:“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不能知也。”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便是作者留给我们的“钥匙”。所以,要成为曹雪芹的知音,能同时掌握并运用这三种方法去解读《红楼梦》时,我们便真的做到“有理、有情、科学”地看待这部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奇迹了。

尽管我才疏学浅,但还愿意下一些功夫去读书识事、推理研究、学佛问道,以期抛砖引玉,并自己试着一点点去接近著者脆弱和伤感的灵魂,用情用理慢慢去一点点“考古”他曾经历的那场满清年间的雪月风花。